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

……上述规定均涉及企业资质的变化，主要是形式上的变更，不涉及企业的违法行为。撤销许可证件是行政相对人已经不再具备被授予许可的条件，吊销许可证件适用于行政相对人在合法取得行政许可之后，从事了法规范所禁止的行为因而被行政机关取消该行为资格的情形。

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一）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如有撤销许可决定书提出：经核查，你单位注册人员数量及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情况不满足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标准要求。即法院并不认为撤销许可在规范层面上不存在程序要求，因而认定未履行上述程序的行政许可撤销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从法理而言，吊销行政许可证件与撤销行政许可证件在法律属性、适用情形、适用主体、适用程序和法律效力等方面存在差别。（二）吊销许可与撤销许可之混同吊销在规范层面上与许可的撤销、撤回等概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而撤销许可尽管适用情形相对明确，但程序规定的空白使得规范层面缺乏具体的审查依据。一些单行法对撤销权的行使主体进行了限缩。[80]同上注，第319页（第63篇）。

麦迪逊懂得利用而不是拒绝自爱的力量，连同他对政治设计的看重，使其堪称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97]。[47]总体来看，麦迪逊所说的人性的美德与瑕垢、理性与激情，不应被理解为是人性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麦迪逊的人性观与他的共和思想是一致的，其强调共同体的永久和长远利益，不同于现代多元主义将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加总的看法，这反映在他赞同在立宪设计时通过以野心对抗野心的制衡机制来改善公共决策的品质的观点上。即使单纯为了物质利益，也完全可以采用利他的方式。

参见[美]道格拉斯·阿戴尔：《政治或可化约为一种科学——大卫·休谟、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主义文集〉第十篇》，陈舒婕、韩亚栋译，载《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4期。最有效的一种是任期上的限制，以便保持对人民的适当责任[76]。

每个人的内心对于荣誉、爱戴、尊敬和信任的标志都怀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撇开一切利害考虑不谈，就是感恩图报的某种保证。[33]两院制具有相互牵制的效果。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是从属于其政治学的，认为最高的美德只能属于少数人。这一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对人的理性和政治动物本性的强调，反而使他对选择美德的能力是相当信任的，他也比柏拉图更加看重制度的意义。

它的规范性启示，是如何构造适当的激励以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融合。而汉密尔顿对政府三个部门之不同性质的概括，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他更接近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看法，即让代表有更大的独立性来展现美德和智慧，[56]只有这样的代表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57]。[41]麦迪逊认为，保持权力当然是政治家的利益，那么即便出于策略性考虑，以增进公益来保持权力仍不失为明智之举，例如众议员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会由于议员的利己动机而加强，不管他们有什么希望或打算，通常必然发生的是，大多数因受人民拥戴而飞黄腾达的人，不会轻易实行损害人民权利的做法[42]。

[17]见前注[11]，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书，第797页。[44]这对立宪设计的启发，是根据组织目标设计个人决策的计算范围，将理性决策所需要的开阔决策视野纳入进来。

所有这些，为立宪制度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提供了空间。很可能是由于规则提供的激励不同，神秘的人性有了不同的表现，美德与瑕垢、理性与激情只是理性与自爱的表象。

[29]同上注，第364页（第71篇）。现代论者也习惯于把个人当作理性经济人来对待，认为行为选择的目的是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在讨论众议员的选举问题时，麦迪逊相信在自由选举的条件下无须担心议员背叛选民，因为他们正是由于同胞的爱戴而出名，这个公共职位会激励他们服务于公益。[92]见前注[64]，奥斯特罗姆书，序言第4页。这反映了麦迪逊对普遍的激情与私利的担忧，因而他认为代表不能只是选民中多元利益的镜像或传声筒，否则，代表只能机械地对选民压力做出反应。[37]美国人是被多种复杂感情联结在一起的，而非特别出于对神圣权利的共同追求。

[75]同上注，第391页（第78篇）。心理学或许也能告诉我们，激情只是理性计算的即时化，比如对某些紧迫情形的反应不容许进行长时间的计算。

对国家和人民的情感，和正式的法律制度一样，可以用来监督分裂主义和破坏力量。对组织的人格化理解，在麦迪逊撰写的《文集》关于立法机关两院的篇章（第52—63篇）表现得最为明显。

[65]麦迪逊出身于圣公会信徒家庭，但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就读的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共和主义的堡垒和长老会反对派的避难所。[45]见前注[40]，麦迪逊书，第110页。

五、以野心对抗野心立宪是一个关于政府各部门设计的工程，涉及各部门的产生、组成、任期、职权以及相互关系，也包括权力体系的纵向安排——联邦与州这两类组织体的关系问题，这一工程不是以个人而是以组织为主体单位的。[61]（二）阶级思维的阙如麦迪逊经常提到，一种意见或利益如果形成多数的联合，就会对少数构成压迫，但这里的多数并不是固定的群体，而是在共和国里因为自由而司空见惯的那种偶然多数。而自利既称不上邪恶，也并非都对社会有害。作为一个整体，立法机关的理想品格是体现人民的意志，麦迪逊需要平衡议员的代表性和防止非理性激情这两个相反的价值，这就需要对规则及其后果反复斟酌：任期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84]这反映了麦迪逊宪法思想的一个关键特征，那就是用现实的、对抗性的机制防止组织权力出现不恰当的合并。例如，大州和小州、农业州和商业州、北方州和南方州，如同利益相异的个人那样，因为受不同利益和情感驱策而采用不同的立法和政策。

与当年脱离大英帝国独立一样，美国立宪的目的是完成一场政治革命——谋求十三个州更紧密的政治联合以克服邦联的软弱，而不是实施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只有公众的理智应该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应该由政府控制和调节。

通过宪法规则的激励、约束、平衡等机制，公道、审慎的心理品格会弥散在整个制度环境中，这不但使得各个组织能够审慎行事，也成为制度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品格，换言之，制衡不但是对权力的制约方式，也变成了个人品性的塑造机制，那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激励人性的美德与理性，限制瑕垢与激情的后果。他说：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

他认为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通过规则约束与激励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39]，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即实现激励相容，其人性基础是对荣誉、尊严、责任、爱国心等美德的乐观，公共服务可以给个人提供私人事业所不能提供的东西。[63]Gaillard Hunt ed.,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vol.9 (Correspondence,1819—1836), Liberty Fund, Inc.,2010, p.381.[64]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序言第6页。麦迪逊列举了诸多方法，例如各部门的人员以不同的选任方式产生，为不同的职位设置不同的任职资格，公职报酬尽可能地不受制于其他部门，等等。[40]汉密尔顿在讨论为何要信任一人制总统时，也持同样的看法：举凡可以影响人类思想的一切理由，诸如荣誉、誓言、声望、良心、爱国心以及家庭情感，均足以保证其忠予其事。

[51]同上注，第193页（第39篇）。在他的思想中，代议制的地位被刻意强调，这为各州联合而成一个扩大的共和国（extended republic，或大共和国）提供了条件，而且这样的共和国有利于克服小共和国里由于人民直接参政而司空见惯的激情、自利和党争弊害，因为选出的代表隔离了选民的自利冲动。

[79]同上注，第272页（第53篇）。正确的理解或许是，人的本性是自利自爱的，善与恶是人性在社会评价中的道德面相，即当自利对他人有侵害性时它被认为是恶的，当其有助于他人和社会时它被认为是善的。

在费城制宪会议的发言中，他曾使用休谟式的措辞：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每个人都应被假定为无赖。而且因此，自利的后果是双向的，既可能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24]，也可能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25]。